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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2018年能否扭转潮流? | 社会科学报

刘丽坤 社会科学报 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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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5日,世界银行发布2018年《全球经济展望:扭转潮流?》。报告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但增长势头依然强劲,预计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1%。随着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贸易与投资趋向温和以及融资条件收紧,预计2020年前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减缓至2.9%。2018年,半数以上国家的长期增长预期被上调,这是2010年以来的最大增长预期。近期,全球同步增长点燃了人们的希望,即如果投资、生产力和就业持续改善,损害潜在增长的滞后效应可能被扭转。

原文 :《2018年全球经济是否将扭转潮流》

刘丽坤/编译

图片 | 网络


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好中向缓


在发达经济体中,尽管出现疲软迹象,但增长仍然高于潜力。在美国,财政刺激措施将推升短期的经济活动。随着经济复苏逐渐成熟,货币政策调节将会减少,预计经济增长将放缓。消费者信心依然很高,新的就业机会正在稳步增长。总体而言,预计2018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将为2.2%。

  


得益于国内需求和投资的增长,美国2017年的增长率达到2.3%。由于金融危机前产能利用率和就业率已经趋向顶峰,美国经济可能已接近其生产潜力。工资增长略有回升,但小于以往增幅。加上去年制定的“减税和就业法”,额外的自主性支出导致了顺周期的财政态势,预计将在2018-2020年耗费GDP的5%。总体而言,虽然财政刺激使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一个百分点,但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会将预算赤字推升至GDP的5%左右。最近的贸易政策变化预计不会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预计到2018年增长率将达到2.7%,并在2019年下降到2.5%。随着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影响的消退,预计经济增长将于2020年放缓至2%。

  


2017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2.4%,是金融危机以来增幅最快的一次,反映了强劲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但2018年以来发布的数据表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正在减速。在持续的货币政策刺激下,2018年经济增长预计为2.1%。随着经济走出衰退、油价上涨对消费造成压力和货币供应量减少,预计2019年增长率将下降至1.7%,2020年为1.5%。由于油价上涨侵蚀了实际收入、就业增长放缓以及财政整顿开始拖累经济增长等,预计日本2018年的经济将减速至1%,2019年降至0.8%,并将在2020年进一步降至0.5%。

  


201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9%,并在2018年保持了稳定。随着出口增长的放缓以及去杠杆的持续推进,预计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6.5%,并进一步放缓至6.3%。由于中国政府继续审慎监管,并逐渐取消支持性财政立场,预计政策调控将进一步减弱。下行风险主要包括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主要贸易伙伴提升保护主义所导致的贸易紧张局势。

  

全球经济增长突然放缓的可能性已经变大,如果一个或几个下行风险发生的话,这一可能性会进一步上升。鉴于政策缓冲区所剩无几以及潜在增长放缓的前景,许多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以应对这一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政策挑战。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直接政策挑战是校准其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立场,以促进经济复苏,并避免财政调整的混乱。从长远来看,他们需要实施能够提高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财政可持续性的结构性改革来应对潜在增长的放缓和人口压力。

  


中国的政策将是管控向平衡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转型。这将需要继续实施改革,以减少金融脆弱性,促进市场竞争和私营部门发展,将资本和劳动力重新分配给更多的生产性企业和部门,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促进创新。这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支持家庭消费,包括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以使其更加进步,并重新平衡政府间收入和支出的分配。公共支出从投资重新分配到教育,健康、养老金将增加总消费和增加人力资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流转将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鼓励市场机制促进绿色增长以及更高效、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将会增强环境的可持续性。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前景谨慎乐观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在2017年提升至4.3%,并且在2018年基本保持稳定。这反映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周期性复苏以及大宗商品进口国的强劲增长,大宗商品出口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的贡献正在上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最近的经济活动数据和情绪指标包括信心指数、工业生产和采购经理指数一直保持稳定,但最近经历了金融市场压力的一些大型经济体的信心指数已经恶化。

  


近期,美国经济刺激措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正溢出效应被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的加快所抵消,导致借贷成本上升和资本流动减缓。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将从2017年的4.3%攀升至2018年的4.5%,并稳定在2019-2020年4.7%的平均增长率,这反映了大宗商品出口国持续且趋向成熟的周期性复苏。大宗商品进口国的增长预计在2018年将减速至5.8%,并在2020年前进一步下降至5.7%。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预计在2018年将上升至5.7%,并将在2019-2020年平均稳定在6.1%左右。

  


尽管近期的增长前景令人鼓舞,但却不足以确保全球减贫持续取得进展。预计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所在国家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然而,他们的人口增长率也普遍较高,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仍将缓慢。南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集中世界80%极端贫困人口的两个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前景存在显著差异。在南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并有助于未来几年的贫困率的进一步降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人口多的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将较为温和,延缓了减贫进展。预计该地区许多石油和金属出口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停滞不前。



一般地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商品出口国的人均收入增长近年来一直较为乏力,但预计将会有所恢复。尽管如此,其增速仍将低于大宗商品出口国。按照预计的速度,在约三分之一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经济增长将不足以重启对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追赶。

  


尽管近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将会持续,但长期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潜在增长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决策者需要应对通货膨胀的上升、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以及金融市场的波动。债务状况的恶化降低了财政空间,凸显了收入汲取以及建构中期财政框架以建立缓冲区的重要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提升长期增长前景的建构挑战,包括强化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多样性,提升应对技术的适应力以及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


良好的经济前景依然伴随着下行风险


大多数拥有相当数量商品出口国的发展中地区正在经历周期性的复苏,在未来两年,随着商品价格趋于平衡,预计这些地区的复苏将逐渐成熟。预计拥有许多商品进口国的发展中地区的强劲经济活力将会持续。然而,许多地区的风险依然存在。

  


预计东亚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6.3%逐渐减缓至2019-2020年的平均增长率6.1%。区域增长放缓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结构性放缓。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预计将在2018年达到顶峰,并将在2019年和2020年稳定在其潜在增长率左右。在宏观审慎监管紧缩的带动下,预计中国的政策支持将会减弱,财政政策将会放宽以遏制金融风险,并鼓励从投资到消费、从工业到服务的经济再平衡。其他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在2018年将达到5.4%,并在2019年和2020年大致维持在5.3%。一些大型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对既有贸易关系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发达经济体实施贸易限制将对东亚更开放的经济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另外,全球融资条件的收紧和相应的融资压力会减少资金流动,加重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给区域汇率和资产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这些下行风险发生的话,它们将会使区域增长出现幅度超过预期的下滑。

  


预计南亚2018年的增长率将上升至6.9%,国内需求是南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印度的增长速度将在2019-2020财年加速至7.3%,并将在2019-2020年攀升至7.5%,这反映了强劲的私人消费以及投资活动的增强。由于阿富汗、不丹和马尔代夫的增长放缓抵消了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经济复苏,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018年稳定在5.6%左右。南亚地区的前景风险向下倾斜,包括国内政策失误、新的安全挑战和自然灾害。即使该地区贸易相对开放,但外部冲击也可能对其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如全球融资条件的收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由于南亚是石油净进口国,石油价格高于预期的上涨可能会加剧宏观经济脆弱性并影响经济活动。


  

预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增长率将从2017年的0.8%上升到2018年的1.7%,并进一步攀升至2019年的2.3%,这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巴西正在实现周期性复苏,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的情况正在好转,但下行风险仍然不容忽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融资条件的收紧和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可能会阻碍发展中地区的资本流入和增长。外部融资环境明显收紧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软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渠道也会产生下行风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的不利后果可能会阻碍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美国的贸易限制措施也可能会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

  


良好的经济前景伴随着众多的下行风险和挑战,一个世界各国面临的关键挑战是继续支持开放、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并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一个尚未开发的潜在领域即服务贸易。尽管服务贸易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但它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减少服务贸易的壁垒,如通过增加监管协作和减少外资服务业的准入门槛,则可能有助于提升长期增长的前景,并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需要建立货币和财政政策缓冲区,为金融市场的动荡做好准备。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通过提升竞争力,适应技术变革和贸易开放来应对持续的结构性挑战并促进潜在增长。这些下行风险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实施政策和制度改革,以建立人力资本和改善商业环境。强劲的增长速度为实施这些改革提供了政治空间。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4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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